作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最受关注的建设工程，“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全局、众多高等学校、千万莘莘学子密切相关。考上“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多数学生和家庭梦寐以求的，跻身“双一流”建设是众多高校和学科的奋斗目标，增加“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是许多部门和地方政府荣辱与共的显性政绩……由于问题重要，各种媒体和机构对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高度关切并作了各种分析，高等教育学界对“双一流”建设已进行了许多研究，笔者也发表过多篇探讨“双一流”建设的论文，似乎什么问题都说遍了。然而，“双一流”建设是一个宏大的工程，牵涉面广，内容丰富复杂，加上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又开始启动，还有不少方面需要深入探讨，以发掘“双一流”建设的内在底蕴和深刻内涵，为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提供理论参考。本文将在笔者《“双一流”建设的继承、创新与推进》一文的基础上，回顾中国高等学校重点建设的四个时代，分析首轮“双一流”建设的实施与成效、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调整与改进，并对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提出几点思考。

　　一、“双一流”建设：高校重点建设的新时代

　　建设世界著名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从民国时期的国立大学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重点高校，再到“211工程”和“985工程”的不断演变，我国高校重点建设目前已经发展到“双一流”建设的新阶段，可以说已经进入高校重点建设的“双一流”建设时代。具体而言，我国的高校重点建设历史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时代。

　　1.国立大学时代(1898-1949)

　　自鸦片战争以来，伴随坚船利炮和欧风美雨的强烈冲击，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中，原有的国子监、府州县学、书院或趋式微，或脱胎换骨转型为西式近代学堂。然而，清末近代高等教育起步不久，高等学校数量不多，没有所谓的重点建设计划，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就成为清廷唯一的重点建设大学。当时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而且兼有全国教育行政主管机构行政职能。因此，独一无二的京师大学堂自然是清末国家重点建设大学。

　　1912年民国建立以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并冠以“国立”，国立北京大学即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称为“国立”的大学。民国时期先后设立了32所国立大学，其经费由国家财政投入，实际上国立大学就是民国时期的重点建设大学。

　　1947年9月，胡适提出“争取中国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认为，中国大学应有十年计划，第一个五年先培植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此五所大学战前已有基础，如集中经济力量，预先充实，必可成为世界有名学府”。而且胡适已经将此建议直接跟蒋介石提出，报道在1947年9月6日刊出后便引发强烈的震动。此后中国知识界发生激烈争论，9月28日，胡适在《大公报》等全国数十家报纸同时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作出具体回应，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许多校长和学者参与其中，仅以“学术独立”为主题的相关文章便有几十篇。

　　只是在抗战之后，中国各方面都相当困难，教育经费更是捉襟见肘，胡适的建议除了得到几所大学校长和相关教授的赞成以外，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例如，南开大学教授吴大任将可能的后果说得很严重：“我们认为胡先生的建议如果实行，其结果是除了那五个大学之外，其他一切专科以上学校中，其成绩优良的受到无情的束缚，不能自由发展，其次者则愤懑不平，自甘落后，而卸其责任于政府。它们甚至会请不到教员，招不到学生，完全枯竭而沦于毁灭。试问这对于国家的影响是多么严重?”大夏大学教员陈旭麓说，“‘重点教育’决不是锦上添花造成皇冠大学的做法”，“胡先生挟其‘王者师’的卓越地位，想于学术上建不世之功”，并认为胡适的主张是“计划教育”。

　　胡适说的是要办“世界有名学府”，而参与讨论的武汉大学教授金克木说的是“把大学办得与外国第一流的相等”、“十年能否办出第一流大学”问题。当时有不少人都用到“第一流的大学”这样的表述，或讨论“第一流大学的问题”时提到“开学之日，芝加哥大学就被认为是第一流大学”，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称法，但“第一流大学”的含义与当前“世界一流大学”的含义基本相同。胡适提出两个五年重点建设5-10所大学并使之达到世界“第一等大学”的建议，是中国人最早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构想。然而，在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许多高校连基本的人员经费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胡适的主张显得不合时宜，在众说纷纭且反对声音占主导的情势下，其建议也就不了了之。

　　2.重点高校时代(1950-1994)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7月，国家明确了“全国高等学校以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领导为原则”。经过大规模的院系调整，1953年10月，进一步明确了“中央高等教育部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与学制，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各项决定与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军事院校除外)实施统一的领导”。在这种集中统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中央有权威指定部分高校为国家重点建设高校。1954年10月5日，高等教育部宣布《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指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高校。

　　1959年3月，“为了既能发展高等教育，又能防止平均使用力量，招致高等教育质量的普遍降低，和为了便于将来逐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起见，从现有的比较有基础的高等学校中，指定少数学校，从现在起就采取措施，着重提高教育质量”，中共中央指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1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学校，同时规定这些学校“应着重提高质量，非经国家同意不得再扩大学校规模，不得增加在校学生数目和增设科系”。只是当时重点高校名单仅供内部掌握，不公开宣布。同年8月，中国医科大学增补为重点高校。

　　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将全国重点高校数量增加到 64所。重点高校数量虽然大幅增加，但重点高校名单仍然仅供内部掌握，不公开宣布，同时内部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管理办法》。1963年9月新增上海外国语学院、浙江大学、厦门大学3所，1963年底增补南京农学院，1964年又增加国际关系学院为全国重点高校。至此，“文革”前全国重点高校达69所。

　　1978年，国务院确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88所高校为全国重点高校。至1981年，全国重点高校共有99所，达到历史最高点，直至1995年被“211工程”所取代，没有再增加。在1978年后的一个时期内，重点高校是一个与一般高校有所区别的高校类别。1978年10月4日，教育部专门印发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是在1960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高教六十条)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因为“这次修订原高教60条，各章名称，基本未变”。1978年11月，教育部又印发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1982年，科学普及出版社还编辑出版了一本《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介绍》的专书。

　　此外，1987年，国家重点学科建设计划开始启动，第一批评选出416个重点学科，其中文科78个，理科86个，工科163个，农科36个，医科53个，涉及108所高校。2001-2002年，第二批评选出964个重点学科。2006年，第三批评选出286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677个二级学科重点学科和217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虽然2014年取消了国家重点学科审批，但国家重点学科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首次将高等教育的重点建设从学校发展到学科，从一定意义上说，与后来“双一流”建设中的一流学科建设有某种类似之处。

　　3.“211工程”和“985工程”时代(1995-2014)

　　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1998年“985工程”启动，从此重点高校时代走入了历史。由于这两个工程启动的年份靠近，所涵盖的高校有重叠，后来又同时结束或被替代，人们往往将二者并称，所以可以笼统地将“211工程”和“985工程”时代从1995年算起。

　　1999年2月24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指出：“要相对集中国家有限财力，调动多方面积极性，从重点学科建设入手，加大投入力度，对于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进行重点建设。今后10-20年，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所谓“若干所”，一开始考虑的其实就只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后来经过多方努力，又增加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7所，即后来的“2+7”(C9)。其后，“985工程”高校数量陆续增至39所。

　　2012-2014年我国还曾实行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计划建设一批高水平协同创新中心。“2011计划”于2011年开始提出，实行时间很短，一般民众对其不大了解，但在2012年之后的几年间却是一个搅动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重要建设工程，许多高校和学科为之努力、联络和奔走，也属于与“211工程”、“985工程”有点类似的高校重点建设计划。

　　过去的全国重点高校建设被“211工程”和“985工程”替代，但在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后，“211工程”和“985工程”开始被“双一流”建设替代。2016年6月3日，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语委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其中便包含2003-2013年间制定的《关于印发<“211工程”建设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印发<“985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等8份与“211工程”、“985工程”相关的文件。由于“已失效的规范性文件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尤其是2017年9月公布“双一流”建设名单之后，“211工程”和“985工程”就正式结束了。2019年11月28日，教育部在回应咨询时曾明确指出：“已将‘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统筹为‘双一流’建设。”这里的“统筹”一词是一种比较艺术或比较学术的说法，其真正的意思实际上就是统合、替代。然而，许多人并不了解，甚至连一些高教研究者至今都还没有意识到“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名称已经作古，在正式发表的论文标题上还在使用“985工程”高校的提法，只有少数学者比较严谨地采用了“前‘985’高校” “前‘211’高校”的称法。从规范术语的角度来说，今后如果还再称“211工程”、“985工程”高校，都应在前面加上“原”或“前”字。

　　不过，因为“211工程”、“985工程”高校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且对高校的区分比较简单明了，所以在民间还顽强地存在。尤其是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不再区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一般民众又不大了解30所“中管高校”(即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副部级大学”)的构成，而原“985工程”高校只有39所，与“211工程”高校及一般高校比较容易区隔开来，所以许多人仍坚持用“985工程”高校的称法。

　　4.“双一流”建设时代(2015年至今)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正式发布，中国高校重点建设开始进入“双一流”建设时代。

　　“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从逐渐增加到完全关门以后，已入选的高校不能下，没入选高校又不能上。当一个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走向固化之后，便可能难以为继，需要改弦更张了。这两个高校重点建设工程在后期由于身份固化引起不少批评，许多高校强烈呼吁应该加以改变，因此出现了实行动态调整新机制的“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建设是对“211工程”和“985工程”的继承，是高校重点建设在新时代的发展与提升。其实，“双一流”建设不仅统合了“211工程”和“985工程”，而且实际上还统合了“2011计划”以及过去的国家重点学科制度，是一个统合性很强的建设工程。

　　过去“211工程”和“985工程”限定在部分高校，非“211工程”、“985工程”高校只能望洋兴叹。而“双一流”建设具有巨大的辐射效应，多数省份都实施了省级“双一流”建设计划或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涉及的高校和学科比“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广泛得多。众多高校如火如荼地开展各个层次的“双一流”建设，“双一流”对整个中国高等教育比“211工程”、“985工程”具有大得多的带动效应。近年来，大量的学术论文和报告以“‘双一流’背景下……”、“‘双一流’建设视域下……”或“——基于‘双一流’建设……”为题，都将“双一流”建设作为时代背景或论述基础，这是以往重点高校时代与“211工程”、“985工程”时代所没有或很少见的。

　　2017年11月20日，教育部官网新闻栏转发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文章，并以“‘双一流’：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新时代”为专栏标题，便具有中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时代的意涵。由于“双一流”建设对整个高等教育具有强大的引领和辐射作用，不仅中国高校的重点建设进入了“双一流”建设时代，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整个中国高等教育都进入了“双一流”建设时代，可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双一流”建设时代。

　　二、统筹兼顾：首轮“双一流”建设的实施与成效

　　高校重点建设是中国几十年来的一个传统。建设世界著名大学或世界一流大学，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985工程”刚启动时，国际上对此有不同看法，如批评国家集中财力重点支持一些大学的政府行为不公平。但因为本国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位次不高和压力增大，且随着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成效日益彰显，这种政府进行规划、重点支持部分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办法逐渐被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印度以及其他不少国家所借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财政能力的增长，中国高等教育近年来迅速发展，第一轮“双一流”建设便是新时期调高校重点建设的继承、创新与提升。

　　1.统筹推进首轮“双一流”建设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是首轮“双一流”建设的纲领和指导性文件。除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外，在“双一流”建设的第一个周期，“统筹推进”是一个关键词。“统筹”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意思是通盘筹划或统一筹划。统筹有统合的意思，“双一流”建设统合了“211工程”和“985工程”，或者说原先的“211工程”和“985工程”被“双一流”建设统一了。“统筹”又是一个与“兼顾”相关联的词，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统筹兼顾，而统筹兼顾包含有多方面的意义，具体而言，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力图兼顾以下几个方面。

　　(1)兼顾大学与学科。

　　“双一流”建设兼顾高校与学科建设两个层面，是中国高校重点建设的新阶段。过去“211工程”选定的是高校，具体重点建设哪些学科主要由入选的学校自己确定。“985工程”也是选定高校，其中创新平台也主要由高校自主确定。而“双一流”建设中，无论是高校还是学科，都由国家根据一定的遴选标准来统一认定。国家重点学科是一个曾经为许多高校和学科高度重视的建设项目，但在2014年取消行政审批项目之后，不再新批准国家重点学科，因此原有的国家重点学科理论上已经不存在，只是许多大学还习惯性地沿用原来的国家重点学科名称。首轮“双一流”建设在继承“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基础上将“双一流”建设高校分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与“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前者有42所，后者有95所。“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讨论确定以学科为基础，由三部委批准的认定学科和部分高校自选学科，二者共有465个。依据一个优势学科的突出成就便将整个高校带入类似原“211工程”高校层次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这给学科建设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双一流”建设将学科建设在我国高校发展中的地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势必对我国的学科建设产生深刻的影响。

　　(2)兼顾公平与效率。

　　历来高校重点建设都要面对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过去的“211工程”在全国范围来说是公平与效率兼重，因为各个省份至少有一所“211工程”高校，从区域布局角度来看具有公平的考量。“985工程”是重视效率不考虑公平，因为其目的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刚开始只计划建设“若干所”，因此只能是重水平和效率，不可能考虑区域布局的公平问题。现在的“双一流”建设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兼顾公平就是要考虑区域布局、学科分布等。在首轮“双一流”建设启动时，主管部门和“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在遴选新增少数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时，统筹考虑区域布局与已有水平，重点支持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区遴选，便是兼顾公平的努力。

　　(3)兼顾继承与创新。

　　“双一流”建设实施推进的基本原则是稳中求进、继承创新、改革发展。尤其是第一个建设周期启动时，需要平稳过渡，平稳推进，充分考虑“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基础，继承好已有建设成效，“既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也要与以往重点建设项目平稳衔接”。因此，兼顾历史与现实，原有的“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都进入“双一流”建设行列中。同时，“双一流”建设也有打破身份固化、实行动态调整以及采用认定而非高校申报方式等创新之举。如按一定遴选标准，新增了一批非原“211工程”高校到“双一流”建设中来，而这些新增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大部分是地方高校，说明“双一流”建设在统筹兼顾中还注重兼顾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

　　2.首轮“双一流”建设的成效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首轮“双一流”建设成效显著。2021年9月，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总结2016年至2020年“双一流”建设周期的通知》，“双一流”建设高校普遍进行了首轮建设周期总结工作。2022年6月，以洪大用为组长，瞿振元、徐忠波为副组长的“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与成效评价课题组所著《首轮“双一流”建设典型案例集》一书出版，该书对“双一流”建设过程中的典型做法、创新举措、成功经验、改革模式、特色发展进行了全面介绍与总结，是对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和465个“双一流”建设学科首轮建设成效的集中展现。该书内容丰富多彩，真实可信，为了解首轮“双一流”建设成效留下了翔实而具体的记录。

　　首轮建设周期总结采取学校自评和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式，绝大多数高校的专家评议结论为被评高校实现了“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或周期目标。北京大学表示已全面实现“双一流”建设的近期目标，中国人民大学是“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21年9月21日，清华大学官网发布消息称，“双一流”建设周期总结大会评审专家组一致认为清华大学“已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大量负面舆论充斥网络，或冷嘲热讽，或认为“该结论突破了中国知识界和舆论场的普遍认识，做此绝对结论并且这样对外发布至少是轻率的”，“中国公众对涉嫌浮夸的任何表现都非常敏感、反感”。9月24日，在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之后，舆情才平息下来。

　　一般民众对中国顶尖大学的期望很高，对部分高校的建设成效了解不够，对过去“大跃进”时期的“亩产万斤”浮夸风记忆犹新，对夸大政绩的自我标榜深恶痛绝，并长期留有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距离相当遥远的深刻印象，一旦看到“清华大学已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消息，便感到难以接受或者不相信。虽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离世界顶尖大学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已经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对于“双一流”建设的成效，还需进一步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

　　其实，无论从哪一个著名的世界大学排名来看，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还逐渐走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这已经是国际上的普遍看法。

　　软科(原上海交通大学高教所)是全球最早进行世界大学排名的机构，其排名指标体系选取的都是刚性的、可以检视的指标。虽然有偏重科研的不足，但相对其他三大排名，软科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可信度更高。从软科的排名来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从2016年的第58、71名提升到2021年的第28、45名，一直稳步前进，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两校的“双一流”建设成效明显，毋庸置疑属于世界一流大学。

　　从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高教所发布第一个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开始，世界高等教育就进入了“大学排行榜时代”。我们不能在20年前要寻找差距时通过量化统计发明出“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界定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并靠其具体看出“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而在经过艰辛的努力，20年后中国顶尖大学在各种主要的世界大学排名中都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时，却排斥这种排名的衡量尺度。中国人理应有自信，既然经济总量已经从2000年的世界排名第六位到2010年跃升到第二位，既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已经在几大世界大学排名中都位居前50名，就应该有理由认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已经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对中国大学的快速崛起，既不能头脑发热、妄自尊大，也不能视而不见、妄自菲薄。如果在多个世界大学排名中都排在前50名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还不能算世界一流大学，那要怎么样才能算世界一流大学呢?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可能出现我们自己认可的世界一流大学呢?中国人首创并在全球被广泛传播和接受的“世界一流大学”概念就是排在世界前100名以内，难道此概念的定义现在要改写?不用此定义，应该如何界定“世界一流大学”?如果排在前100名的中国大学不能说是世界一流大学，那许多人一向认可的欧美著名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同样不能算一流大学了。

　　当然，衡量或评价是否世界一流大学不只是世界大学排名一个尺度，还包括服务国家和地区、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许多方面。然而就从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行业产业发展、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等多方面来考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中国几所顶尖高校做得也不比许多世界一流的欧美精英大学差。同时，即使承认中国已经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中国人还需要见贤思齐、虚心学习，对中国最强大学离世界顶尖大学还有不少差距也应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在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如获诺贝尔奖)、重大原创性发明发现等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补缺和提升的地方。

　　2021年12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要求各有关高校对照此办法，对首轮“双一流”建设进行成效评价，“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突出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主动服务国家需求，克服‘五唯’顽瘴痼疾，以中国特色‘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体系引导高校和学科争创世界一流”。经过第一轮的建设，大多数高校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整体上实现了阶段性建设目标。“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科技经济发展、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等方面建设成效显著，推动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迈上新的历史台阶。但各校发展差异较大，也存在首轮建设成效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整体发展水平相对一般，可持续发展能力、成长提升程度都不突出的一些学科。

　　三、深入推进：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调整

　　“双一流”建设第一和第二轮的发展变化，概括来说就是从统筹推进到深入推进。2022年1月26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2月14日又发布了《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标志着“双一流”建设第二个建设周期已经开启。在首轮“双一流”建设的基础上，第二轮“双一流”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与改进，有不少新意。

　　1.“双一流”建设的调整与改进

　　从公布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来看，与首轮相比，第二轮有多方面的调整与改进，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增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

　　第二轮共有建设高校147所，其中新入选的有山西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湘潭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7所，均为地方高校。“双一流”建设具有强大的辐射或带动作用，在全国“双一流”建设的引领下，多数省份都制定了相应的省级“双一流”建设计划。如广东为更好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任务，于2018年启动了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2021年7月，在三年建设期满对高校和学科开展考核评价工作的基础上，广东省政府印发了《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1-2025年)》，启动实施新一轮高等教育提升计划。第二轮新增的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广东就有3所，充分说明多年来广东省高等教育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下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显著的成效。

　　(2)新增部分一流建设学科。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以需求为导向、以学科为基础、以比选为手段，确定了新一轮建设高校及学科的范围。建设学科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有59个、工程类学科有180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有92个。除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自行公布建设学科外，92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涉及40所部委属高校和11所省属高校。就入选的条件或标准而言，第二轮入选学科的条件总体上比第一轮更高，因此新增学科的数量远不如第一轮，但也有第二轮入选的部分高校的少数学科，如果在2017年就按第二轮的标准来遴选，当时就可以在首轮入选一流建设学科了。新增学科体现出破“五唯”的时代特色，不与排名和学科评估挂钩。有18个新晋“双一流”建设学科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为B+，3个为B，1个为B-，还有4个为其他类别，即未参加第四次学科评估等情况。

　　(3)理顺部分学科名称。

　　国际学科排名中的学科范畴与我国一级学科的名称和内涵有不少差异，例如，ESI的“社会科学总论”包括传播学、环境研究、图书馆与信息科学、政治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康复、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社会学、人类学、法学、教育等，与我国社会科学的概念涵盖面差异很大。首轮“双一流”建设入选的部分学科，如机械及航空航天和制造工程、农学、语言学、现代语言学、商业与管理等，与我国一级学科的范畴也不一样。第二轮“双一流”建设解决了部分首轮入选一流建设学科的名称与我国学科的对应问题，例如，复旦大学的“机械及航空航天和制造工程”学科调整为“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科，华南理工大学的“农学”调整为“食品科学与工程”。有的媒体统计的“第二轮新晋58个世界一流建设学科”，其实就包含了部分将首轮的学科名称调整为新的学科名称的学科。

　　(4)公开警示部分高校和学科。

　　区别于“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永恒机制，“双一流”建设打破身份固化，实行动态调整机制，促进公平竞争。经“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严格评议，首轮建设学科中共有15所大学的16个学科被给予公开警示，其中个别学科按要求应结合学校定位、首轮建设成效和学科特色优势，作出调整，原学科撤销。如东北师范大学的“数学”撤销后，根据学科建设情况调整为“教育学”，上海财经大学的“统计学”撤销后，调整为“应用经济学”。被公开警示的学科和调整后的学科，2023年将接受再评价，届时未通过的，将调出建设范围。

　　此外，为了避免把高校划为“三六九等”、避免一些高校把“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作为身份和层次追求的冲动，不再区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出于扩大建设自主权、推动建设管理重心下移的考虑，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自主确定建设学科并自行公布等，也是第二轮与首轮“双一流”建设明显不同的地方。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

　　2.关于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几点思考

　　未来“双一流”建设应如何深入推进?我认为应该兼顾“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兑现承诺，实现动态调整，同时也要预判和防范风险，并对地处边疆的部省合建高校采取倾斜政策。

　　(1)兼顾“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

　　“双一流”建设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之间存在内在的有机联系，二者既辩证统一，又各有不同的侧重。首轮“双一流”建设更侧重“世界一流”，体现在将国际大学和学科排名作为评价依据之一。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更彰显“中国特色”，体现在不再采用国际大学或学科排名的第三方评估，并与一级学科评估脱钩，而是突出对国家的贡献等。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基本原则为：坚定正确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坚持特色一流，服务国家急需，保持战略定力。“不唯排名、不唯数量指标，不急功近利。”第二轮的遴选标准更突出质量、服务和贡献，注重标志性成果，关注代表作质量、高层次人才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及成果情况等。

　　未来制定“双一流”建设政策与确定标准应考虑兼顾“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并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走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之路，理应以服务国家和贡献为重，因为“尽信榜则不如无榜”。有的世界大学排名或学科排名主要依据某一指标便将某一大学的某一学科排到世界前列，与国人的认知产生强烈的反差，让人们真正感到不能按某个著名世界大学排名来认定一流学科，也确实不能围绕各种流行的排名办学，必须改变“应榜办学”的倾向。不过，世界大学排名不能全信，但也不必完全不信，因为它毕竟提供了考察大学相对水平和地位的一种尺度，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和参考意义。如果某一大学的某一学科在世界几大学科排名全都位居50名之前，且具有连续性，那么就不是偶然，而是得到世界认可的，这种情况将来是否可以作为遴选一流学科的参考因素之一，还是值得考虑的。人文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关，艺术学科更具民族性，因此应注重“中国特色”，可以不必考虑世界学科排名，但理工农医学科在国际上有较客观的可比性，则可适当侧重“世界一流”因素。

　　(2)预判与控制动态调整风险。

　　入选“双一流”建设对于高校和学科而言关系重大，一旦入选，不仅意味着学科建设取得突破，而且会获得经费的强力支持。目前有许多省市和高校为未来入选“双一流”建设殚精竭虑，不懈奋斗。同时，被公开警示的一些高校如宁波大学、广西大学、内蒙古大学等也都采取了力度很大的改进措施，希望能通过2023年的评价。而公众对扭转当前高等教育身份固化现象要求迫切，许多民众希望看到动态调整不只是停留在政策上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上。2022年8月，有网民反映：“只是对于部分学科予以警示，没有真正发挥好能上能下的优胜劣汰的竞争作用。所以针对‘双一流’评选，不能存在照顾，也不能只进不出。”教育部回复时则再次声明：“警示学科和调整后的学科，2023年接受再评价，届时未通过的，将调出建设范围。”

　　将评价未通过的学科调整出建设范围，是一定要兑现的承诺，否则就会失信于民。只是动态调整的影响巨大，牵涉到相关高校和学科的重大利益与名声，得失荣辱，天差地别，得之者荣，失之者耻;得之者如升仙，失之者如沉泉。被警示的相关高校和学科，无论校领导、学科负责人还是所在省份，都高度重视，甚至是极度重视，且随着动态调整时间的临近而倍感压力。有学者分析“双一流”建设动态调整的潜在风险表现为：影响面广、敏感度高，关注度高、期望值高，复杂程度高、平衡难度大，风险级别高、连锁反应大。作为宏观决策和管理者，应把握全局，预判并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从促进中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出发，将来还是以增量调整为主、调整出列为辅，因为即使只有少数几个学科及相关高校被动态调整掉，也将对所有“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具有重大的警示意义。

　　(3)对部省合建高校应有倾斜政策。

　　《给予公开警示(含撤销)的首轮建设学科名单》中有15所大学的16个学科，其中部省合建高校包括内蒙古大学的生物学，广西大学的土木工程，西藏大学的生态学，宁夏大学的化学工程与技术，新疆大学的化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共5所大学的6个学科，占所有公开警示大学的三分之一，而且新疆大学还是15所大学中唯一有2个学科被警示的高校。接受再评价的2023年很快就要到来，内蒙古大学、广西大学、西藏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空前的压力。

　　“双一流”建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产物，“211工程”和“985工程”是“双一流”建设的逻辑起点和继承基础，它们是一脉相承、互相衔接的。首轮“双一流”建设启动的时候，就是充分体现国家重点建设高校政策的延续性。“双一流”建设要考虑历史经纬和现实条件，部省合建高校都是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中西部省区，客观条件和地理环境远不如东部的许多高校。这5所部省合建的原“211工程”高校都地处西部的民族自治区，与维护边疆安全、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关系密切。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大起大落引起震荡，从全国大局出发，兼顾历史与现实，在2023年对公开警示的学科进行再评价的时候，应有所区别，对内蒙古大学、广西大学、西藏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这5所部省合建高校给予政策倾斜，不必完全用同一标准来评价。

　　随着“双一流”建设的逐步推进，其重要性日渐彰显。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指出：“‘双一流’建设承担着教育强国领头羊的重要职责，引领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方向。通过推进‘双一流’建设，逐步构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使高素质、多样化、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辈出，同时也将促进基础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同时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知识服务，为其他高校提供标杆、作出示范，并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上带动其他高校共同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双一流”建设时代，众多高校你追我赶，竞相发展，“双一流”建设高校努力提升水平以保持身份扩大影响，一般高校期望能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以提升学校的声望和水平，“双一流”建设对中国高等学校的带动和促进作用日益显现。

　　中国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的首创者、先行者，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追赶者和进步最快者。中国人不仅首先提出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而且践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建立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梦想，现在离实现梦想已经逐步靠近。近十年来中国科技进步明显，在国际上发表论文数量迅速增加，即使是高水平论文数量也是突飞猛进，这是中国大学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是支撑中国大学群体崛起的重要因素。“双一流”建设宏图擘画，在继承以往高校重点建设的基础上，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统筹推进到深入推进，持之以恒地接续努力，迟早能够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的高等教育强国。

　　作者：刘海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科举学与考试制度研究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22年第9期